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

　　“现代化”这个词是六十年代以后才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渐流行的一个术语，今天已成为中外报刊上常见用语之一。在我国，“现代化”一词可说已家喻户晓，不是什么新名词了。尽管如此，在研究之前，对这一术语仍有推敲的必要。大而化之，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大忌。

　　“现代化”一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to 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modern这个词作为表示时间概念的形容词，在普通英文词典里解作：of the phesent or recent times，原意为“现世（代）的”或“近世（代）的”。作为历史上使用的一个时间尺度，在西文里，modern times一词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说，“现代”一词的历史时限拉得很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而且伸缩性很大，没有明确的下限。这是近代西方史学观点的反映。近代西方史学对人类文明史最粗略的基本分期法，是三段式的：古代的（ancient）、中世纪的（medieval）、现代的（modern）。由于“现代”这段时间很长，西方历史著作中又把距离我们生活时代最近时期的历史划成一个时段，称为“当代”（contemporary，present time）。从西方史学观点来看，“当代”即同时代之谓也，并非一个确切的历史分期，只是现代时期中最近的、仍在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在汉语里，“现代”一词的用法大不相同。汉语中找不到一个与modern一词相当的词。中国历史传统的分期架构也是三分法，但它是“古”、“近”、“现”的三分法。中国传统史学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中世纪的概念。至于“近世（代）”与“现世（代）”这两个词，在书刊中虽常使用，但无确切界说。在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modern history一般译为“近世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以后，我国史学界普遍接受了苏联史学的分期法，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标志。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近代”，十月革命以后称为“现代”。这已成为我国史学界通行的历史分期法。这样，近代与现代就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由于历史观点的不同，对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可以有各种不同划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近、现代是两个前后衔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而英文modern times一词所表达的则是一个一直延续至今的时间概念，兼有近代与现代之意。

　　在英文里，modern一词除作为时间尺度的概念外，还有另一含义，即“时新的”（new，up-to-date）与“时髦的”（new fashioned）意思（参见《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由此引伸，“现代”（modern times）有“新时代”的含义。.

　　modern一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最先使用的。当时用这个词表达一个新的观念体系，即把文艺复兴看成是一个与中世纪对立的新时代。由于文艺复兴否定中世纪的神学权威，尊崇古典文化，故而文艺复兴以后的时代被视为欧洲历史的一个新时代。现代一词的内涵“现代性”（modernity），即渊源于此（详见后文）。

　　语言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汉语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迥然不同。因此，用这一种语言来翻译另一种语言的术语时，常常词不达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或者说避开困难），于是产生了音译，modern一词便是如此，曾被音译为“摩登”。

　　从以上讨论可知，在英文里（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也同样），“现代”（modern）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une longue duree，借用“年鉴学派”术语）；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本文讨论的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一词的含义，即兼有上述两层意思。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乱，讲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问题讨论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学过日文的读者知道，modernization译为日文，使用的汉字是“近代化”，日本史学界也一直把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称为“近代化”。近代中国的许多外来语都借自日文，现代化一词是否也应按惯例，统一译成“近代化”才合适呢？

　　首先必须指出，日本的传统史学受中国史学影响很深，日本的传统历史分期观念也是“古”“近”“现”的格式。在近代以来的日本史学中，把“近代”与“现代”两词作为时间尺度，与中国相似（当然，由于史学观不同，对“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是不同的）。就此而言，汉语与日语的概念近似。但是就日语的汉字望文生义，按汉语的字义理解，那是常要闹笑话的。在现在通行的汉语词典中，“近代”意为“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参见《现代汉语词典》）。而在现代日语词典中，“近代”一词除上述含义外，还有“现代”的含义（参见日本《国语大词典》）。这就是说，日语中“近代”一词的含义宽泛，接近英文modern的词义。日文中“近代”、“现代”两词互用，屡见不鲜。按日本学者的理解，日文“近代化”的词义就可理解为“现代化”，与英文modernization的词义基本一致。但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近代”“现代”的用法与我国基本相同。

　　日本学术界把现代化称之为“近代化”，是因为日本史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分期法。现在日本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从明治维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划为日本的近代；而把战后的时期划为日本的现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探讨的各种问题，具体地运用于日本历史，都属于日本近代史的范围（日本史学界关于日本近代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明治维新问题展开的，属于近代的上限范围）。可见，日本人使用“近代化”概念而不使用“现代化”概念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个“近代化”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史，也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历史。如果我们采用“近代化”的概念，那么随之就要引出“现代化”的概念。单纯地按时间先后来区分“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不符合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的。如果那样，现代化理论运用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时，会立即造成概念上的混乱：有些国家有“近代化”而无“现代化”，有些国家有“现代化”而无“近代化”，有些国家既有“近代化”又有“现代化”，如此等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这种概念上的混乱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总之，不能因为日本史学界使用“近代化”的提法，我们也采用“近代化”的提法。不但不能照搬，相反，日本史上的“近代化”译成汉语一般应改为“现代化”，才符合术语统一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报刊发表的论述西方国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工业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洋务运动等问题的史学论著中，也有人使用“近代化”这个术语。其中有的用法显然是借自日本史，有的用法则是把西文的“现代化”误译为“近代化”，这是一个新的外来语译名尚未定型时常有的现象。我们希望能尽快予以统一。

　　但也可能有人认为就是应该把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称为“近代化”，正如所谓“封建化”的提法一样。只要言之成理，新创术语自然是可以的。只是这样一来，“近代化”与“现代化”极易混淆，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如何翻译“近代化”这个词，恐怕会有一定困难。翻译的问题还属次要，重要的是“近代化”的概念与“现代化”的概念如何区分？如果说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称之为“现代化”，这看来符合我国学术界理解的“近代”与“现代”划分的标志，但在现时生活中又说不过去。

　　第一，现在我们通行的现代化历史概念，既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适用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现代化的基础与核心是经济发展问题，这对两类国家都是适用的。

　　第二，如果按社会制度划分“近代化”与“现代化”，那么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还处在“近代化”阶段，尚未开始“现代化”的过程，这样我们所谓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就文不对题了。再说现在有不少国家至今还在完成自己的“近代化”，岂不变成了时代的错误？可见，一词之创，必须慎重。

　　“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新名词。这个词虽是近几十年才出现在社会科学的论著之中，但它所概括的那个历史过程，是早就为人们所熟知的，只不过过去是使用别的称呼罢了。

　　早在“五四”时代，我国报刊上经常谈论的“西化”与“欧化”，就是指的现代化。当时人们认为，西方即欧美列强是现代国家中独立富强的典范，中国要走向独立富强，就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奋起直追，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早期现代化思想。

　　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国家，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都不能算是现代化的典范了，于是一个具有广泛涵盖性的新的“现代化”概念逐渐形成，并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开始被广泛使用。但是“现代化”一词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学术界迄今没有一致的看法，更没有公认的定义可言。这里就我所知的关于现代化涵义的种种说法，加以归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四大类：

　　（一）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这是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在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针与政策时所明确表述的一贯思想。

　　关于现代化问题，周恩来总理早在1954年就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后来他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讲了这个问题。从下述一段讲话中，我们可以大致体会他所提的现代化所包含的中心思想：

　　“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

　　1978年，在谈到四个现代化时，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个问题。他不仅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的一场伟大革命。讲话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观点全面概括如下：

　　“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

　　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渊源来自列宁。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提出了“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他强调指出实现全国电气化计划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

　　“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列宁作为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他的赶超西方国家的思想是从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出发的。他首先从政治意义上来估价现代化：“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列宁的这一观点，也是第三世界新兴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国家所能接受的。现代化实质上是落后赶先进，是跟上时代步伐。

　　（二）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这种观点与第一种的实质内容并无区别，只是前者的特殊之点在于它的政治立论。

　　这里所说的工业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十八世纪后半期从欧洲肇始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那个工业化过程，那只是初期工业化或古典式工业化。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西欧、北美的工业化，除英国以外，都始于十九世纪，到本世纪中叶才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始于二十世纪；对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来说，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可以说，今天所有在经济上处于不发达或发达不足的国家都共同致力于工业化的目标，把它作为根本改变国家面貌和国际地位的战略性措施。因此，用“工业化”这个标题来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已为经济史学界和社会史学界所广泛接受。工业化的过程不仅限于济方面，它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工业化一旦开始进行之后，必然会破坏传统的前工业社会”，从而加深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的差别与对立。

　　前工业社会，又称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一般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包括经济发展悬殊、政治结构各异的各种类型，但共同的特点是：农村社会、手工业生产，使用再生性生物性能源，封闭保守，职业分化简单，等等。工业社会也有各种模式，但其共同特点是：都市社会，机械化、自动化与专业化程度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使用，经济持续增长，职业分化复杂，科层制度（bureaucratization），等等。工业社会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这是五十年代中开始流行的新概念。从工业革命以来，工业主义愈来愈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宰力量，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

　　现代化就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许多西方学者按照这一历史架构对各国工业化的进程进行比较研究。他们把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作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第一个高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工业化只在北半球的少数国家中取得成功。二次大战以后，工业化进程向世界许多地区铺开，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并适应特殊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具体情况，发展成为多种新工业化模式。“一个新的高潮正在形成之中，即使在有些国家还没有开始搞工业化，也把工业化列为其奋斗目标，特别是那些希望巩固其国家独立，要同先进国家进行竞争并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新兴国家的领导人物，尤有迫切感。”

　　从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新学科分支的建立，经济增长的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是联合国注目的中心问题之一。一个现代工业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标志，首先在于经济上的持续增长。因此，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就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中心问题。工业化一词从广义上说，已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同义语，而工业化的指标则指的是以经济指数为标准的一系列经济变动。

　　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社会在现阶段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 换言之，现代化可以看作是自科学革命以来，由于人类知识史无前例地增长而使人类得以控制其环境，各种传统制度适应于因知识增长而发生的各种功能性变化。 这种现代化观点不同于上一种观点之处，在于它不是着眼于工业化的纯粹经济属性，而是注意社会制度即结构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认为科学革命具有改变人类环境的巨大力量，造成特殊的社会变迁方式，而社会各单元对于这一新环境和变化的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就是现代化。

　　这种观点是西方现代化研究中有很大影响的结构功能学派的社会学观点，但解释仍因人而异。 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莱克（C·E·Black）等人的研究小组，主要是用比较历史的方法研究现代化，他们把现代化说成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 ”这一过程涉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各方面的变化。 例如，国际相互依赖的加强； 非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提离，死亡率降低，

　　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分配趋于拉平，各种组织与技术的专门化和大量扩增，科层化，群众性的政治参与，各级教育水平提高，等等。这个过程以西欧而言，开始于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十七世纪英围和十八世纪法国的政治革命，以及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由这些引起的变化影响（或冲击）了整个世界，形成世界性转变（a worldwide transformation），影响全人类的相互关系，而且变化的速度愈来愈加强。

　　这派的现代化理论不仅强调现代化是随着科学发展而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变动方式，而且提出“现代性”（modernity）与“传统”（tradition）作为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对比的类型。“传统”是前现代社会（pre-modern）的特征，而“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先进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可大致概括成为：（1）民主化；（2）法制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由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四）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换句话说，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

　　这主要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现代化的。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大概应该归功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与结构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核算、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他的学生、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引伸韦伯的思想，认为“关于理性不断增加的规律的概念是关于行动体系的基本概括”，现代化就是人类对自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理性的控制的扩大。从韦伯学派的社会学观点看来，现代化就是“理性化”，是一种全面的理性的发展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过程不是自然的社会演进，而是有目标、有计划、以较短的时间、最有效的途径，学习、借用和移植先进国家成果的过程。

　　如果说对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学研究是一种纵向研究方法，那么，对现代化过程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横向研究的方法。对现代化的过程、现代性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提出的不同的分析模式，就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在《变成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等书中就提出了对现代人特征的分析研究，强调发展的最终要求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即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的改变。认为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总之，现代化不只是经济发展，也是政治发展，同时又是文化发展和精神发展。

　　三十年代我国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我们提倡的现代化就是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的思想方法之普遍化。”此种看法可归于这一类之中。

　　以上四类看法，归纳得并不一定恰当，也很不全面，同时各类观点并非截然对立，其中有些观点实际上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新兴国家的政治家们多着眼于增强国力、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与发展来考虑现代化；经济学家则从工业发展与经济成长的观点来看现代化；社会学家偏爱从社会机体的分化与功能方面来谈现代化；而历史学家则把现代化视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发展过程。现代化的过程有若干不同的层面：经济发展是物质的层面；政治发展是制度的层面；而思想与行为模式则是社会的深度层面。

　　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因此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现代化，自然形成不同的流派。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现代化这个概念与通常所谓的“近代”或“现代”的历史概念不同，世界史一般以十六世纪作为人类近期历史划分的大界线，但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与中世纪的历史连续性是明显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是缓慢而渐进的，唯有工业革命以来的变化是跳跃而加速的，构成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新的独立过程。从现代生产力的性质来说，向未来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但任何过程都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作为人类近期历史发展的特定过程，把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也许是合适的。

　　人们通常都以为现代化是由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理论。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就表述了这一思想，他写道：

　　今天西方现代化论者公认马克思的这一光辉思想是关于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工业化问题的重要提示。美国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刊载的“现代化”条目中，一开始就引用马克思这句话作为阐释现代化含义的第一根据。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在理论上的关系，西方学者却很少探究，因此有论述的必要。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历史发展阶段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世界历史的分期，沿用欧洲早期人文主义者使用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分法，后来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发展的系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在《宣言》中，突出地使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现代的工人”、“现代工业”等等提法。宣言中的“现代”一词，马克思解释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后来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把十九世纪称之为“现代”，并非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对于这一特定的时代所具有的含义，列宁曾就《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说法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以前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而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列宁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马克思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现代社会”。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这一新历史观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已基本形成，后来在《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做了详细阐述。有关这个新时代来到的过程的论述很多，现列举两段如下：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十八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

　　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变革开辟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现代”的科学含义。这种现代生产方式把单个国家的历史活动纳入“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由于“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由于这种新生产方式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及其现实的发展趋势，马克思预见到，那些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将会以工业发达国家作为自己发展的未来景象。这也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必然。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史观、历史发展阶段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所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们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分析与批判（顺便指出，这些分析和批判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说有一定的思想渊源），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因此，西方社会学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的奠基人，在探讨现代化理论时常提到他们。

　　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也有深刻的认识，但却没有提出过“现代化”的范畴与理论，这是什么原因呢？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很少注意研究现代化理论，当然也无人注意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现代生产方式”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的特征，当时是指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不同于形形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就在于他是从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来观察历史的运动，即把历史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当做是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的。因此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一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资本主义绝不是永世长存的社会制度，它的存在既有历史必然性，同时又有历史暂时性。正是从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在指出十九世纪创造了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他把它称之为“现代的灾难”；在繁荣与进步的另一面，看到“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马克思认为十九世纪中叶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已发展到成熟的工业社会，并预期它接近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显然，马克思把十九世纪视为工业革命已经实现、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的世纪，至少在西欧是如此。由于他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未来的革命形势问题上，对于大工业所创造的现代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前景问题，则没有进一步探索下去。本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更是把注意的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崩溃论、资本主义总危机、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斗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使关于现代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长期几乎无人问津。

　　根据最近一个世纪的生活实践，再回过头去看十九世纪，就发现当时公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典型—英国，它的现代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工厂制度等等，只不过是处在现代工业主义发展的襁褓阶段；早期工业化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才刚刚开始；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与习俗长期统治着这个国家。从整个欧洲来说，工业化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才迈开大步前进的。至于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工业世界还是广大的非工业世界中的小岛。历史总是后人检验前人。如果仍然用十九世纪形成的工业化模式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深刻变化，就只能象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鲁斯特把人拉长或锯短来适合他的床一样，任意“肢解”历史了。

　　马克思把他所说的“现代生产方式”概括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从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概括为“资本主义时代”，这在当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一概括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把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忽视这一历史进程的主导力是现代工业所体现的新兴生产力。

　　这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对现代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的估计程度，对物质条件在旧胎胞里成熟的估计程度，对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形式与特征的预见程度，都要受到时代的认识条件的限制。马克恩主义要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研究生活中提出的大量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作出新的分析，同时作出新的综合与概括。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很少有人从现实生活提供的材料去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与社会发展的理论。而那个被人们天天喊得很响的似乎被束缚的生产力，一个世纪以来却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把一切过时的概念和老套套远远地抛在后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包括西方学术界在内，关于人类进步、社会发展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都没有跳出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中形成的套数。在战后几十年里，西方学术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进行了一些突破性的探索。如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宏富景观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和新理论，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经济成长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新的学科分支或边缘学科，还没有达到理论的成熟性，但是开拓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中所讨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范畴和社会学范畴，就是用来概括比“工业革命”、“工业化”、“经济发展”这些概念更为广泛持久的一个长过程而提出来的。“这个词与‘经济发展’在概念上是同胞姊妹，但更加广泛而全面，指的是通过社会结构与文化网络而分布遍体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生态的变化。”

　　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解释人类发展，与十八世纪人文主义者提出的“进步”观念，十九世纪达尔文主义者提出“进化”观念，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革命”与“过渡”观念，等等，都不尽相同。西方学者承认他们关于工业革命与现代化的概念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借自马克思的思想，但剔除了它的政治革命内涵。他们按照各自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去研究现代化进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些情况绝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这个研究课题的任何理由。正相反，研究这个课题，正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任务。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开展我们自己的研究，批判地吸收国外学术成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也是我国社会科学面向现代化的迫切任务之一。（节选自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原文刊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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